1964年10月16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划破了新疆罗布泊的宁静，一朵壮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核国家行列。以此为起点的“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不仅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水平，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改变了外交态势。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大批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数万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怀揣着火热的信仰，毅然奔赴大漠深处，义无反顾、隐姓埋名，投入到“两弹一星”这项“惊天动地”的事业中。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他们用手摇计算机计算数据，土法上马制作试验器材，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手工磨制核心部件“铀球”……这其中，就有着一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的身影，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为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两弹一星”创造的科学奇迹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11月1日，美国又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聂荣臻元帅曾感慨地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治疗战争创伤时，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国家的国防安全，我国也开始酝酿制造原子弹和导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深入讨论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同年3月14日，为发展中国的火箭、导弹科技事业，周恩来总理又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

“两弹一星”，是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那么，如何通俗地理解“两弹一星”之间的关系？“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先生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它们就相当于我国手中的一把枪，导弹是坚实的枪身，核弹是锋利的子弹，而卫星则是枪的瞄准器，这三者紧密结合，共同筑起我国强而有力的战略核力量。

为了推动中国核能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无数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抛洒血汗、攻坚克难，在短短十余年间，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资料图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向掌握导弹技术方面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这枚“争气弹”的成功发射，开创了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通天之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抢在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氢弹从无到有完全是自主化产物，是最地道的中国制造。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前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更掀开了中国向浩瀚宇宙进军的璀璨篇章。

“两弹一星”事业共同把中国托举到世界原子能的谈判桌前，让新中国抢占了科技制高点，为国防安全构铸了核盾牌。以“两弹一星”为基础，我国又独立自主成功研制了一系列液体、固体导弹，运载火箭，各类卫星、氢弹、中子弹等科技成果。

一所为服务“两弹一星”事业创办的大学

中国科大的筹建，只用了111天。这一速度，创造了历史。

20世纪中叶，中华大地百废待兴，新中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1956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定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展前沿、尖端科技，填补空白、薄弱学科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两弹一星”研制被郑重列入议事日程。

1957年底，中国科学院的主要领导成员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访问期间，他们特别关注到苏联有关“两弹一星”领域内的学科和专业发展情况，尤其是参观了新建的西伯利亚科学分院，深受启发。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回国后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访苏期间，代表团的成员亲身体会到苏联科学的高度水平。……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的成功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这些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都是一系列科学和技术相应发展的结果……”。同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也明确提出了集中力量、迅速建立国家急需的新技术部门的建议。

访苏归来后不久，在钱学森、郭永怀、严济慈等一批科学家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党组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和中宣部写报告：“提议由科学院试办一所新型的大学。”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批准。6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邓小平作出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都审核同意了书记处的决定。

1958年6月8日，中国科大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了校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通过了建校方案和本年度招生简章。学校决定设置12个系，后来在赵九章的建议下，又增设了应用地球物理系。中国科大在创校初期设立了13个系41个专业，其中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力学和力学工程、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应用地球物理等多个系科专业，直接服务于“两弹一星”事业。

1958年，中国科大建校初的系别名称。中国科大供图

1958年9月20日，聂荣臻在中国科大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应该是既掌握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又能掌握技术操作方法的全面人才，要使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这是现代尖端科学所要求的。”可以说，中国科大是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发展尖端科技、服务“两弹一星”事业而创办的红色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1位曾在中国科大工作过。郭永怀、钱学森不仅是中国科大的创始人，还分别担任学校化学物理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赵九章担任学校地球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周光召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大名誉校长，钱三强、彭桓武、陈能宽、于敏、陈芳允、杨嘉墀等在建校初期兼任教授，程开甲长期担任兼职教授。他们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献给了“两弹一星”和科研事业，同时也为中国科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中国科大没有辜负国家的殷切期望。截至1966年，学校已经为国家培养了4710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85%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工作，诸多毕业生投身国防事业，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业务骨干。仅前三届中国科大的毕业生中，后来当选为两院院士者就有30余人，在全国高校同期毕业生中名列第一。

“两弹一星”精神在中国科大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在致力于“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奋斗征途中，无数参试人员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的科研事业，铸就了中国崛起的坚实脊梁，孕育并传承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为主要内容的“两弹一星”精神。

时至今日，“两弹一星”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更成为中国科大人的精神支柱。今年九月，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在与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来访人员的会面中表示，“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所体现的‘两弹一星’精神，已成为我校师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科大便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党和国家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崇高使命。六十六载春秋，学校始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勇攀科学高峰：从“两弹一星”的辉煌到探月工程的壮举，从南北两极的探索到地球深处的奥秘，从大尺度的空间探测到微尺度的量子调控；中国科大还主导或参与了多项“大国重器”：“嫦娥”奔月、“天问”探火、“悟空”飞天、“墨子”望远……

六十六年来，中国科大从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人才，到走出“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铁基高温超导材料、暗物质粒子探测的科教报国之路；从创造性开创“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到首创少年班、研究生院；从一流高校中“办学历史最短、办学规模最小”，到创造出“千生一院士、八百硕博生”的佳话……中国科大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弹一星”精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的报国之路，铭刻下科大人的时代印记。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星月更迭，当年那声震撼世界的“东方巨响”依旧回响在耳畔，时代的重任已传递给新一代的科大人。

未来，在中国科大高新园区，将矗立起一片由“两弹一星”北京基地的银杏、青海基地的云杉、四川基地的香樟，以及合肥市花桂花、象征科大精神的梅花等组成的“功勋林”。这片“功勋林”不仅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科大“科教报国、追求卓越”初心使命的镌刻，它将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激励中国科大人“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精神地标，永远鞭策中国科大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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